一个月后，世界在病毒的啃噬下，碎成了无数片绝望的孤岛。

我是莉娜·霍金斯，仍困在《纽约时报》大楼的储物间里。电池早已耗尽，相机里的照片成了无声的标本，通风口外的嘶吼声从最初的密集变得稀疏，却更显瘆人——那些存活下来的“感染者”，似乎进化了。它们不再漫无目的地游荡，而是会循着更细微的声音聚集，比如管道里的水流声、墙壁里的老鼠跑动声，甚至是我偶尔压抑的呼吸声。它们的皮肤彻底变成了深灰的蜡色，关节扭曲变形，手指的指甲长得像兽爪，牙齿在反复啃咬中变得尖锐发黄，只有对声音的敏感度，还在以可怕的方式增强。

三天前，我在通风口看到一架“海鹰”直升机低空掠过曼哈顿上空，螺旋桨的轰鸣声惊动了半条街的感染者，它们像潮水般涌向直升机的方向，嘶吼着、攀爬着，却只能在地面上徒劳地打转。直升机没有降落，只是在帝国大厦的顶端投下了一个金属箱子，然后迅速飞走了。我猜，那是给某个还在抵抗的幸存者据点的补给，也可能，只是官方对“未沦陷区域”的最后慰藉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架直升机来自“罗斯福”号航母。

通过储物间里一台勉强能接收短波信号的老式收音机，我断断续续听到了外界的消息：全球范围内，超过70%的国家进入“紧急状态”，政府机构瘫痪，军队退守沿海或内陆高地，所谓的“防线”在感染者的冲击下，像纸糊的一样脆弱。美国政府的残余官员和部分平民，被转移到了几艘核动力航母上，“罗斯福”号、“尼米兹”号、“福特”号，成了漂浮在大西洋上的“移动白宫”。收音机里，一个带着静电杂音的声音说，各国军方正在召开视频会议，讨论“最终解决方案”，但争吵声远大于讨论声——有人主张“全面封锁”，用炸弹夷平感染者聚集的城市；有人坚持“研究疫苗”，认为病毒存在弱点；还有人提出“声音诱导”，利用感染者对声音的敏感，将它们引向无人区。

但这些讨论，都像隔着一层玻璃的呐喊，苍白而无力。

收音机里提到的两个国家，让我印象深刻。

一个是伊朗。早在病毒爆发前两个月，伊朗就开始在边境地区修建高墙，高达十米，墙体里浇筑了钢筋和铁丝网，墙外设置了高压电网和声波预警装置。当时国际社会还在指责伊朗“搞封闭主义”，直到病毒全球蔓延，人们才意识到，那道墙成了伊朗的“生命线”。收音机里说，伊朗境内的感染率是全球最低的，高墙挡住了境外的感染者，境内的少数病例也被迅速隔离。没人知道伊朗为什么会提前预知这场灾难，有人说是“情报优势”，有人说是“宗教预言”，但无论如何，那道墙，成了绝望世界里的一道刺眼的光。

另一个是朝鲜。这个国家采取了一种近乎极端的方式——全国范围内，所有公民，无论年龄、性别，都被要求拔掉牙齿。收音机里的记者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震惊：“他们认为，牙齿是感染者最主要的攻击工具，拔掉牙齿，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伤害。朝鲜的街道上，随处可见捂着嘴的人，他们的脸上没有恐惧，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。”我无法想象那个场景，拔掉牙齿，意味着失去了咀嚼食物的能力，意味着要靠流质食物生存，但在这场灾难面前，这似乎成了一种“自保”的手段。我不知道这种方式是否有效，但它背后的绝望和决绝，让我不寒而栗。

更可怕的消息，来自欧洲。

意大利的那不勒斯、法国的马赛、西班牙的巴塞罗那，这些曾经的旅游胜地，如今都成了“死城”。收音机里说，由于感染者数量过多，军队无法控制，政府最终选择了“核打击”，用小型核弹夷平了整个城市，试图以“同归于尽”的方式，阻止病毒的蔓延。核爆后的蘑菇云在欧洲大陆的上空升起，遮天蔽日，放射性尘埃随着风飘散，污染了大片土地。那些曾经的历史建筑、文化遗产，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街道和广场，都在一瞬间化为灰烬，连同里面的感染者，以及来不及撤离的平民。

“这是必要的牺牲。”收音机里，一个冰冷的声音说，“为了人类的存续，我们必须做出选择。”

但我想，那些在核爆中死去的人，那些在最后一刻还在挣扎、还在渴望活下去的人，不会认同这种“选择”。他们或许是像我一样的记者，或许是抱着孩子的母亲，或许是还在研究病毒的医生，他们不是“牺牲”，只是被抛弃了。

昨天晚上，收音机的信号突然清晰了一些，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——是我的主编。他在一个名为“全球幸存者联盟”的频道里发言，说《纽约时报》的编辑部已经转移到了“福特”号航母上，他们正在收集全球各地的灾情信息，试图记录下这场灾难的全貌。我握着收音机，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，原来还有人在坚持，还有人在记录，还有人没有放弃。

主编在节目里念了一些听众的来信，其中有一封来自曼哈顿，写信的人说，他躲在布鲁克林大桥的桥洞里，每天靠捕捉河里的鱼为生，他看到过感染者在桥上徘徊，它们的脚步很轻，像是在寻找什么，只要有船经过，它们就会趴在桥栏杆上，朝着船的方向嘶吼，却不会跳下去。“它们好像还保留着一点‘人’的本能，”信里说，“它们怕水，或者说，它们的身体不允许它们靠近水。”

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在医院里抽搐的医生，想起那个说“控制不住胳膊”的建筑工人，想起那个抱着泰迪熊的小女孩——也许，病毒并没有彻底吞噬他们的意识，只是把意识囚禁在了失控的身体里，像一个被困在铁笼里的囚徒，只能看着自己的身体行凶，看着自己变成怪物。而水，或许是这个“铁笼”的一个裂缝，是感染者身体里还残留的“人性”对“毁灭”的最后抵抗。

今天早上，我决定离开储物间。

我把相机、U盘和收音机装进一个背包里，用布条缠住手臂和腿，防止被感染者抓伤。我打开储物间的门，走廊里很安静，只有远处传来几声感染者的嘶吼。我贴着墙，慢慢往前走，每一步都走得很轻，尽量不发出声音。走到电梯口时，我看到一个感染者靠在墙上，它穿着一件白色的医生服，胸前的口袋里露出半截听诊器，它的头低垂着，像是在睡觉，只有喉咙里偶尔发出的“嗬嗬”声，证明它还“活着”。

我屏住呼吸，慢慢从它身边走过，就在这时，我的背包不小心碰到了旁边的垃圾桶，发出“哐当”一声轻响。

感染者猛地抬起头，眼底的红血丝已经变成了黑色，它循着声音的方向看过来，喉咙里发出威胁的低吼，然后朝着我扑了过来。我赶紧转身就跑，它在后面追，脚步声很重，身体撞到了走廊里的桌子和椅子，发出刺耳的噪音。我跑向消防通道，推开安全门，顺着楼梯往下跑，感染者的嘶吼声就在身后，越来越近。

跑到一楼时，我看到大门敞开着，外面的阳光照进来，刺眼得让我睁不开眼睛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外面的街道上肯定有更多的感染者，但储物间已经不安全了，我必须离开这里，必须找到那个在布鲁克林大桥桥洞里的幸存者，必须把相机里的照片传出去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冲出了大门。

街道上很安静，阳光洒在空荡的马路上，反射出刺眼的光。远处的帝国大厦矗立在那里，顶端的天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像是一个孤独的坐标。我朝着布鲁克林大桥的方向跑去，脚步很轻，尽量不发出声音。跑过一个街角时，我看到一群感染者蹲在地上，它们围着一个打翻的冰淇淋车，像是在嗅闻什么，冰淇淋融化在地上，散发出甜腻的味道，和空气中的腥气混在一起。

我绕开它们，继续往前跑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中传来了直升机的声音，螺旋桨的轰鸣声越来越近，那些蹲在地上的感染者突然抬起头，朝着天空嘶吼，然后朝着直升机的方向跑去，它们的速度很快，身体扭曲着，像一群失控的野兽。

我趁着混乱，继续朝着布鲁克林大桥跑去。桥面上有几个感染者在游荡，它们的脚步很轻，像是在寻找什么。我贴着桥的边缘，慢慢往前走，尽量躲在桥栏杆的阴影里。走到桥中间时，我看到了那个桥洞，一个男人坐在里面，手里拿着一根鱼竿，正在钓鱼。他看到我，愣了一下，然后朝我招了招手，示意我过去。

我跑过去，蹲在他身边，他递给我一瓶水，说：“你是从曼哈顿过来的？”

我点点头，喝了一口水，水很凉，顺着喉咙流下去，缓解了我喉咙的干渴。“你就是那个写信的人？”我问他。

他笑了笑，说：“是我。我叫杰克，以前是个渔夫。”他指了指桥面上的感染者，“你看它们，不会靠近桥洞，也不会下水，好像水对它们来说是禁忌。”

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，那些感染者在桥面上游荡，离桥洞还有十几米的距离，它们像是察觉到了什么，只是朝着桥洞的方向嘶吼，却不敢靠近。我想起了收音机里说的“它们怕水”，原来这是真的。

“也许，水是病毒的弱点。”杰克说，“我试过把水泼到它们身上，它们会立刻后退，像是很害怕的样子。如果我们能利用这一点，或许能找到对付它们的方法。”

我看着桥面上的感染者，看着它们眼底的黑色血丝，看着它们扭曲的身体，突然觉得，这场灾难或许还有希望。也许，病毒并没有那么可怕，也许，那些被困在身体里的意识还在挣扎，也许，我们还能找到拯救这个世界的方法。

我从背包里拿出相机，递给杰克，说：“我这里有很多照片，记录了病毒爆发的全过程，还有那些感染者在清醒时的样子。我们必须把这些照片传出去，必须让航母上的人知道，必须让全世界知道，这些感染者不是怪物，它们曾经也是人，它们还在挣扎。”

杰克接过相机，看着里面的照片，眼里满是震惊。他抬起头，看着远处的曼哈顿，看着那座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孤独的城市，说：“好，我们一起把这些照片传出去。我们会找到方法的，一定会。”

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温暖而刺眼。远处的直升机还在盘旋，感染者的嘶吼声还在继续，但我不再害怕了。因为我知道，只要还有人在坚持，还有人在记录，还有人在寻找希望，这场灾难就不会彻底吞噬这个世界。

我们坐在桥洞里，看着桥面上的感染者，看着远处的天空，等待着下一次直升机的到来，等待着把真相传出去的机会。而曼哈顿的阳光，依旧洒在空荡的街道上，像是在等待着什么，等待着这座城市重新苏醒的那一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