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往伊朗的C-130运输机在灰蒙蒙的浓雾里颠簸了十四个小时。机舱内一片死寂，只有引擎的轰鸣声和偶尔的气流颠簸声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看着窗外厚重的灰色云层，像一块湿冷的抹布盖在天空上，连太阳的轮廓都看不见。身边坐着两名科学家——来自哈佛医学院的生物学家艾伦，和专攻病毒变异的研究员索菲亚，还有四名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士兵，他们是我们的护卫，手里的M4卡宾枪始终上着膛，眼神警惕地扫视着机舱内的每一个角落。

“伊朗的雾天已经持续一周了。”艾伦打破了沉默，他手里拿着一份伊朗的气候报告，眉头紧锁，“卫星图像根本穿不透浓雾，我们不知道地面上的具体情况，只能靠他们的地面引导降落。”

索菲亚靠在椅背上，脸色苍白，显然还没适应长时间的飞行和颠簸。“我更担心的是病毒。”她说，“如果伊朗真的是病毒发源地，那这里的病毒变异可能比其他地方更复杂，我们带的防护装备，不知道能不能应对。”

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摸了摸口袋里的U盘——里面存着我在曼哈顿记录的所有感染者数据，还有艾米丽给我的一份机密文件，里面提到伊朗在病毒爆发前两个月突然加速修建边境高墙，并且关闭了多个生物实验室，种种迹象都表明，这里藏着病毒的秘密。

飞机开始下降时，机舱内的警报灯亮起，士兵们立刻站起来，检查武器，做好降落准备。透过舷窗，我看到下面的雾气越来越浓，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，只能隐约看到一片模糊的灰色地面。飞行员通过广播说：“我们即将在伊朗边境的‘阿尔达坎’军事基地降落，地面引导信号很弱，请注意颠簸。”

机身猛地一震，轮胎接触地面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，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一段距离后，终于停了下来。舱门打开，一股潮湿的冷空气涌了进来，夹杂着淡淡的火药味和一种奇怪的腥气——和我在曼哈顿闻到的感染者身上的味道很像，但更淡，像是被浓雾稀释过。

“所有人保持警惕，两两一组，不要分开！”带队的士兵队长马克喊道，他举着枪，第一个走出机舱，我们跟在他身后，小心翼翼地踏上地面。雾气浓得惊人，能见度不足五米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，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和呼吸声，还有远处传来的隐约的狗叫声。

“有人吗？我们是来自‘罗斯福’号航母的调查小队！”马克朝着浓雾里大喊，声音在雾中扩散开来，却没有任何回应。

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浓雾里传来，越来越近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朝着我们跑来。马克立刻举起枪，大喊：“站住！否则我们开枪了！”

脚步声停了下来，几秒钟后，一个黑影从浓雾里冲了出来——是一个感染者，它穿着破旧的军装，皮肤呈深灰色，眼底的血丝已经变成了黑色，喉咙里发出“嗬嗬”的嘶吼声，朝着我们扑了过来。

“开枪！”马克大喊，士兵们立刻扣动扳机，子弹打在感染者身上，溅起黑色的液体，感染者踉跄了一下，却没有倒下，反而更加疯狂地扑向离它最近的索菲亚。

索菲亚吓得尖叫起来，转身就往机舱里跑，慌乱中，她的脚一滑，身体失去平衡，后脑勺重重地磕在了机舱门的金属框架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她倒在地上，一动不动，鲜血从她的后脑勺流出来，很快就染红了地面。

“索菲亚！”艾伦大喊着冲过去，想要扶起她，却被马克一把拉住，“别过去！危险！”

那个感染者还在挣扎，士兵们继续开枪，终于，一颗子弹打穿了它的头颅，它倒在地上，身体抽搐了几下，彻底不动了。就在我们以为安全的时候，更多的脚步声从浓雾里传来，越来越多的黑影朝着我们涌来——是一群感染者，它们像是被枪声惊动，从基地的各个角落跑了过来，嘶吼着，扑向我们。

“撤退！退回机舱！”马克大喊，士兵们掩护着我和艾伦往机舱里退，感染者越来越多，它们的嘶吼声在雾中回荡，像是要把整个基地吞没。我看着倒在地上的索菲亚，她的眼睛还睁着，眼神空洞，显然已经没了呼吸，心里一阵刺痛——我们才刚到这里，就失去了一个同伴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阵密集的枪声从浓雾的另一侧传来，几束强光穿透雾气，照亮了周围的环境。我们看到几个穿着伊朗军装的士兵从浓雾里跑出来，他们举着枪，精准地射击着感染者的头颅，动作干练，显然是经过专业训练的。

“跟我们走！”一个伊朗士兵用英语大喊，他的脸上带着面罩，只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。我们跟着他们，穿过浓雾，跑到一个坚固的混凝土建筑前——是基地的军备室。伊朗士兵打开门，我们冲了进去，他们立刻关上大门，用铁链锁好，然后靠在门上，大口地喘着气。

军备室里很暗，只有几盏应急灯亮着，照亮了里面堆放的武器和弹药箱。一个身材高大的伊朗男人走了过来，他穿着军官制服，肩上扛着一颗将星，应该是这个基地的负责人。他看着我们，眼神冰冷，没有任何表情。

“你们是谁？为什么来这里？”他用生硬的英语问，语气里充满了警惕。

马克拿出身份证明，递给那个男人，说：“我们是来自美国‘罗斯福’号航母的调查小队，奉命来调查病毒的来源，以及你们提前修建高墙的原因。我们没有恶意，只是想了解真相。”

那个男人看了看身份证明，又看了看我们，尤其是在看到我口袋里露出的U盘时，眼神动了一下。他沉默了很久，才说：“真相？真相只会带来更多的恐惧。”

“但真相也能帮助我们找到对抗病毒的方法。”我说，“我在曼哈顿见过很多感染者，它们在发作前还有意识，它们在挣扎，在痛苦。如果我们能知道病毒是怎么来的，或许就能找到治愈它们的方法。”

那个男人看着我，眼神里的冰冷渐渐消散了一些。他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好吧，我告诉你们。但你们必须保证，这件事不能泄露出去，否则会引起更大的恐慌。”

他走到军备室的角落，打开一个保险柜，拿出一份文件，递给我们。“这里，就是病毒的发源地。”他说，“三个月前，我们基地的一个士兵突然出现异常，低烧、乏力，然后开始攻击其他人，咬伤了一个医生。我们当时以为他只是得了某种精神疾病，把他隔离了起来。那个被咬的医生，因为伤口不深，没有在意，第二天就请假去了土耳其探亲——现在想来，他就是第一个把病毒带出伊朗的人。”

“那个士兵后来怎么样了？”我问。

“他发作了。”那个男人的声音低沉下来，带着一丝痛苦，“他在隔离室里挣扎了两天，身体越来越失控，皮肤变黑，牙齿变长，彻底变成了你们说的‘感染者’。我们尝试过治疗他，但没有任何效果，最后，为了防止他伤害更多人，我们只能……用火烧死了他。”

我愣住了，原来世界上第一个感染者，就死在了这里，死在了一场绝望的大火里。而那场大火，并没有阻止病毒的蔓延，反而让它以更快的速度，席卷了整个世界。

“那你们为什么提前修建高墙？”艾伦问。

“因为我们意识到，这种‘疾病’可能会扩散。”那个男人说，“在烧死那个士兵后，我们发现他的血液里有一种从未见过的病毒，具有很强的传染性。我们立刻向上级汇报，建议关闭边境，修建高墙，防止病毒扩散。但当时国际社会不相信我们，认为我们是在制造恐慌，直到病毒在全球爆发，他们才明白，我们做的是对的。”

说完，他走到门边，打开一条缝隙，看了看外面的雾气，说：“雾小了一些，我带你们去城内看看吧，让你们看看我们是怎么抵抗病毒的。”

我们跟着他走出军备室，雾气果然淡了一些，能见度提高到了十几米。基地外的街道上，偶尔能看到巡逻的伊朗士兵，他们穿着防化服，举着枪，警惕地扫视着周围。街道两旁的建筑大多门窗紧闭，墙上贴着“待在家中，不要外出”的警告标语，整个城市显得格外安静，只有偶尔传来的枪声打破寂静。

我们来到城市的一个关卡口，这里是幸存者进入城内的唯一通道。几个伊朗士兵正在检查幸存者的身份证明，给他们测量体温，消毒。关卡外，有十几个幸存者正在排队，他们大多衣衫褴褛，面带疲惫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期待。

“每天都会有幸存者从外面过来，我们会对他们进行严格的检查，确认没有被感染后，才会让他们进入城内。”基地负责人说，“城内有足够的食物和水，还有医疗设施，虽然简陋，但能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。”

就在这时，几个幸存者突然冲出队伍，他们高举着双手，嘴里高唱着真主的赞歌，声音洪亮，在关卡口回荡。“真主会保佑我们！病毒会被真主驱散！”他们大喊着，朝着关卡外的高墙跑去。

“拦住他们！快拦住他们！”基地负责人大喊，士兵们立刻冲过去，想要拉住他们，但已经晚了——他们的歌声太大，惊动了高墙外的感染者。

我们朝着高墙外看去，只见浓雾里，无数个黑影正在聚集，它们被歌声吸引，朝着高墙的方向跑来，嘶吼着，攀爬着。起初，它们只是在墙下徘徊，但很快，越来越多的感染者涌过来，它们像叠罗汉一样，互相踩着对方的身体，一点点往上爬，黑色的身影在高墙上越来越高，越来越近。

“开枪！快开枪！阻止它们爬上来！”马克大喊，士兵们立刻举枪射击，子弹打在高墙上的感染者身上，溅起黑色的液体，有的感染者掉了下去，被下面的同伴踩在脚下，有的则继续往上爬，已经快要爬到墙顶。

关卡口的幸存者们彻底乱了，他们尖叫着，四处逃窜，有的想要冲进城内，有的则吓得瘫倒在地上。伊朗士兵一边要阻止感染者爬墙，一边要维持秩序，场面混乱不堪。我看着高墙上的感染者，它们的眼睛在雾中闪烁着黑色的光芒，喉咙里发出疯狂的嘶吼，像是要把整个城市吞噬。

基地负责人脸色苍白，他拿出对讲机，大喊：“请求支援！请求支援！阿尔达坎关卡遭遇大量感染者袭击，它们正在爬墙！”

对讲机里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，然后是一个急促的回应：“支援马上就到！坚持住！”

但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能不能等到支援到来。高墙上的感染者已经爬到了墙顶，它们的身体探出墙外，朝着城内的人群嘶吼，有的甚至直接从墙顶跳了下来，落在地上，然后立刻朝着最近的人扑去。

枪声、嘶吼声、尖叫声、哭喊声混在一起，在浓雾笼罩的城市上空回荡，像是一场末日的交响乐。我看着眼前的混乱，看着那些挣扎的人们，看着那些疯狂的感染者，突然觉得，我们离病毒的真相越近，就越能感受到它的恐怖和绝望。